立法法选择参考军事法规的修改方案，充分考虑到监察法规的特殊性以及立法法的属性。

算法备案为推动互联网企业、数字科技公司合规管理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制度机制。同时，这些规范性文件大多是由国家行政机关和中共中央工作部门联合发布的，因而又具有政策性（党规性），具有法律和政策双重属性，不能简单地仅仅归结于法律范畴、行政范畴。

对算法备案的功能考察和制度设计，需要以行政备案的信息收集功能为基础，遵循行政备案及算法治理的基本理念和理论而进行。面对飞速发展的算法技术及应用，在缺少完善监管理论和制度建设的当下，应当建立一种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弹性的而非固化的治理体系，在更多领域主要依靠算法备案和其他制度的有机联动来监管。对风险水平较低，对公民权益、公共利益、社会秩序影响不大的算法可主要由企业自行治理，也可鼓励企业进行自愿备案。 张吉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原文刊载于《东方法学》2023年第2期 进入专题： 算法备案制度 。另一方面，在数字时代，算法因其对人们有着很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而事实上形成为一种新型社会规范。

有专家建议在技术可支持的金融监管领域，监管法规在出台时即附有相应规则代码，并建议我国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建立监管规则数字化标准等。最后，一些算法信息向公众的公开可能影响国家竞争力。虽然格劳秀斯的解释没有将ius解释得更清晰，但他明确地强调其中的第二种意思，是一种有道德意义的本能性能力（a Faculty），这使他和先前的教会法学家们对ius的解释有一致性，即ius natural（自然权利）在格劳秀斯这里用来表示人的行动能力、本能的意思没有改变。

17世纪自然法学诸贤哲所说的起始意义上的本能自由是一种自然存在，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存在，犹如自然界的山川、河流、树木、花草的存在一样。在奥斯丁看来，首先，权利是法律赋予的，而制定法律者只能是高高在上的主权政府。但是，另一方面，霍布斯对权利概念的解释有创新性。遵循纯粹理性设定的定言令式（绝对命令）、履行道德法则规定的义务，这本身就是依据定言令式（绝对命令）作出的行为选择结果，所以它是自由意念支配下的行为，是可以和他人自由行为共存、协调的行为，从而是自由行为。

奥斯丁则站在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立场上对17世纪自然法学实际上以人的自然本能（能力、力量）为自然权利的看法加以反驳。正是在这一论证模式中，卢梭表明了他的看法：公共意志是财产权之源。

在没有统一的国家组织，没有统一的立法意志的自然状态下，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如果狮子们捕食羚羊是权利或者说是自然权利，那么，羚羊就有被狮子捕食的义务或者说是自然义务吗？难道羚羊们就没有逃跑的自由吗？如果自然法则规定羚羊们也有逃跑的自由，也就是逃跑的权利，那么自然界的一切行为都是权利，而没有任何主体承担义务，这种权利有什么意义？或者说，这种不能对他方产生义务约束的自然本能自由有什么资格被称为权利？所以，菲尼斯对此作评论道，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下，没有人负有任何不取走自己所要的东西的义务，也就没有人拥有任何权利。这突出地体现在他阐释的作为人们交往的起点意义上的权利概念上。从理论逻辑来看，卢梭、康德的公意自由观是古典自然法学中更为成熟、完善的权利观念，因其中内含着正义正当的意思，所以它看起来更像是权利。

康德进一步认为，自由既是人的意念特性，又是人的行为特性。洛克的论证逻辑是，上帝虽然将万物赐予人类共有，但最终目的在于使每个个人通过享用它们而获得好处，如此就必须通过某种方式使这种共有之物变为私有。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一是竞争，二是猜疑，三是荣誉。结语对古典自然法学权利观念可以做如下总结。

古典自然法学的权利观念对否定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权力至上观念、君权神授观念都具有不可否认的进步意义。难点在于：公意如何成为可能？要使公意权利观成立，必须证明公意能够存在，并确实可以通过某种实践机制加以形成。

这个认识的最简单的逻辑可以概括为：因为这些本能（譬如对物的使用、对生命的自保行为）是上帝赋予的，所以是人能够做的，所以是权利（right）。第二种意义上的权利们（rights）是指一个一个具体的、个别的权利构成的权利们。

在13世纪期间，一种有关权利的教会法词汇已经成型，它非常接近于霍菲尔德后来在20世纪权利话语中识别出来的那一套法律关系。（3）对该块土地实际上加以劳动、耕耘。其中自然法的使用权利是属于所有人的，它不是源自于人法，而是源自于自然。但是，一旦这些本能性的能够与上帝意志的联系被割裂，它们的正义、正当之内涵就无法得到说明。由此，奥卡姆进一步断言，上帝根本没有赋予处于无罪状态的亚当和夏娃任何财产所有权（proprietary right），而是仅仅赋予他们对其所需要的食物、饮料之类的消费性物资的使用能力（power of using）。（2）有着相互交往的野蛮人阶段——人和人有着初步交往、协作，有着智力、情感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但还没有私有财产的义务、权利划分。

这一时期关于权利阐释的理论中心问题，就是由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个人自然本能自由权利观与卢梭、康德为代表的公共意志理性自由权利观的分歧和争论。如果共同意志在实践中几乎没有形成、存在的可能，公意自由权利观的权利概念就失去根基。

如果在国家形成之后人们处于社会地位不平等、经济利益冲突、认知差异的状态，这种共同意志的持续存在几乎绝无可能。同样，自然状态下的本能自由也不来自于、不依赖于我们的评判：无论你说它对还是不对，无论你说它正当还是不正当，它都在那里。

因为仅只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奥卡姆进而论证，自然法的使用权利，是可以和实在法的所有权相分离的。

在后来的作品中，奥卡姆又将这一自然权利概念扩张解释为政治领域的人民选择和限制他们的统治者的自然权利。各国分别用表达法的概念去表达ius，但因为ius已经具有作为个人的能力本能的权利意思，以至德、法、意等大陆国家语言中的法的概念，也必然同时表达着个人权利的意思。卢梭设想的共同意志形成并持续存在的条件是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权。中世纪时期，教会法学家们对该词的词义解释有所变化。

公意自由权利观纠正了个体自由权利观内含的个体依据自然力量的任意性为权利本体的谬误，以体现群体理性的公意作为权利之本体。如前所说，这种既不是不公正的也不是公正的行为，我们只能将其视之为自然事实—犹如河水在流动、树木在生长一样的事实。

对古典自然法学权利观的批判性分析将使我们在明晰西方法学先哲们使用这一概念的利弊得失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的权利观获得知识借鉴和思想养分。康德对所有权的这一论述体现了他对权利的富有创意的认识。

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不仅普遍存在有差别的个人，而且这些有差别的个人进一步形成利益相互矛盾、意愿相互冲突的阶级、集团、政党，这更使得共同意志持续存在成为不可能。所以，是群体意志使得该个人享有对该物的权利—占有权（所有权）。

其具体转变的方式要么是通过明确的协议而分割共有财产，要么是人们对每个人既有的占有物默示地表示同意。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依照自己的本性法则行事，这种本性法则就是人的欲望，它也是人的本质自身，即竭力保持自身的存在。卢梭认为，既然自然状态下不存在公正不公正之区分，那么，这里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义务和权利，只有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进入社会状态，才因订立社会公约而承担义务、并享有权利，由此出现义务与权利的划分、正义与非正义的划分。换句话说，康德所讲的自然权利是思维活动的抽象物，而不是霍布斯等人假设的一种历史状态—自然状态—中的人的活动现象。

但是，在不信奉基督教或者彻底的无神论者那里就很难被理解、接受。霍布斯一方面从人的自保天性（本能）为起点讨论自然权利，体现了他对权利的认识与教会法学家们的认识有着观念上的融贯性，但他并不是将这种天性（本能）—畏惧死亡—本身视为权利（right），而是将这种天性（本能）所引发的自保生命行为之自由（Liberty）视为权利，并且认为为自保生命而做其他一切行为的自由都是权利。

第一种意义上的权利是在Someone has a right to do something这一基本句式中使用right，它可以和霍布斯所定义的liberty互换使用。康德认为的自然状态并不是个人间的无联系、无组织状态，其中可能存在婚姻、父母权威、家庭等组织形式。

而国家之所以成为全部土地的主人乃是因为各个个人原先在自然状态下作为最先占有者的权利转让给了国家。康德在公意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上延续着卢梭的思路，只是对自然状态的描述不同。